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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“别解”的实质
发布时间:2006-5-31 被阅览数:95 次 作者:迷谜之鹰
论“别解”的实质
作者:迷谜之鹰 发表日期:2003-8-18
(本文获澄海第二届金秋灯谜节“学术部杯”论文二等奖)
“别解”是当代谜坛重要而敏感的话题之一。虽然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别解论战,但时至今日,“别解”问题依然悬而未决,始终无法在谜界取得广泛的共识。在灯谜走向新世纪之际,谜学理论惟有进一步完善,才能更科学地指导下世纪灯谜的创作与猜射,因此,再一次研讨并进而认清“别解”的实质,无疑是十分必要的。
《中华谜语大辞典》关于“别解”的词义界定和类别归属是不严密和不合理的
《中华谜语大辞典》(以下简称《辞典》),释“别解法”词目写道:“‘造底方法’的一种。它利用谜底句中的一字多义,在不发生音变的情况下转移了原意而另作的临时性解释,叫做别解。”同时指出:“别解不仅是一种造底方法,也是一种拟面的方法”(参见《辞典》P87)。《辞典》把造底方法分为五大类,即别解法、异读法、顿读法、拆字法和用格法(参见P102)。笔者认为,这种定义与分类,均是不严密和不合理的。
首先,“别解法”的词义界定与“造底方法”的分类自相矛盾。
众所周知,分类是否科学,取决于分类的依据能否将各个类别分清。“别解法”的定义限定了“不发生音变”的依据,能与“异读法”分清,《辞典》还特辟“异读法与别解法的异同”词目予以区别。“拆字法”,实际上不是一种造底方法,这个在后文将专门论述,暂时避开,而其他两种方法却无法彻底与“别解法”分清:一、没有规定“不发生句读变化”的前提,按照“别解法”的定义,“顿读法”也可能是“别解法”。顿读难道就不会形成无“音变”的“转移了原意”的临时性解释?二、没有规定“不发生字和字序的变化”的前提,依照谜格移动谜底的字序或增减、改变谜底的字,同样可以产生非音变的新义,按照“别解法”的定义,“用格法”也可能是“别解法”啊。
其次,被转移了的“原意”,其具体所指语焉不详。
按照《辞典》的解释及举例,被转移的“原意”,似乎是指“字”的原义,但也似乎包括由字组成的词和句,总之不能说清,这是相当不严密的。首先,我们说,单纯的“字”,即使是多义字,也是不可能有“别解”的,缺乏上下文的联系,没有特定的“语境”,便无法确定它的“本义”,什么又是它的“别义”呢?其次,并非一定要转移词句中的字义,改变字或词之间的语法关系,同样可能使词句产生“别解”。如:“呕哑嘲折难为听(《陋室铭》一句)无丝竹之乱耳”,谜底各字均未转义,而整句的原意“没有丝竹来扰乱耳朵”却转为别意“因为没有丝竹,别的声音来扰乱耳朵”。
因此,更严谨的说法应是,所谓被转移的“原意”,是指词、词组、短语或句子的原本意思。
显而易见,正是这种关于“别解”的定义与归属的含糊不清,导致了关于“别解”的众说纷纭。“‘别解’之争症结在于词义界定。如果说谜学的‘别解’等于语言学的‘歧义’或修辞的‘双关’,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?”(胡郑辉《论谜理》,参见《虎啸》38期P121)。这段话,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“别解论战”的实质。
从本质上讲,“别解”就是“一语双关”,但在具体运用中,它们却有着很大差别
既然《辞典》对“别解”的定义是不合理的,那么正确的“别解”又是什么呢?我们先来看异读、顿读、别解三者的关系。
异读,改变“读音”,实质上就是改变多音字在词句中的“原义”,从而使整个词句产生“别义”;顿读,改变“句读”,实质上就是改变词句中字或词的语法关系,从而使整个词句产生“别义”。异读的同时,也可能有顿读,反之亦然。它们与既非异读又非顿读的单纯转移字义或语法关系一样,无非是为了造成词句的“歧义”,可见,《辞典》中的“别解法”、“题面别解法”、“异读法”、“顿读法”,实际上都是造成“别解”的有效手段,可以通称为“别解”。如果说,这一点在清代以前还未被认清的话,那么,在谜理初步形成的清代,是早就有人明确提出的:“解铃、系铃、红豆强名为格,其实皆求别解之法也。”(清孙凤翔《惜今轩说谜/说底》)遗憾的是,我们的《辞典》居然未能搞清这一点,成为“历史的倒退者”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。
通过转移字义(可能引起异读)、改变语法关系(可能引起顿读),使词句在本义之外,又有一种或几种可能的解释,这不就是“双关”吗?“双关”的前提是“一语”,即同一词语或文句,不能改变字和字序,如果是不同的词句,它们的解释当然可能千差万别,又怎能叫做“双关”呢?由此可见,从本质上讲,“别解”就是“一语双关”。现在,我们可以给“别解”下一个较为恰当、科学的定义:在字和字序均未改变的前提下,利用语言文字的歧义,转移了词句的原意而另作的临时性解释,叫做“别解”。运用别解来改造谜底或谜面,称“别解法”。
“别解”的实质就是“一语双关”,那么,灯谜中的“别解”是否完全等同于文学中的“双关”呢,回答是否定的。
第一, 在面底“本义”的确定上,“别解”比“双关”要复杂得多。
在文学中,词句的本义可以根据上下文和语境等来判断,这一点,并不是力求短小精悍的灯谜所通常具备的,尤其是谜底,几乎没有什么上下文和语境可言,所以我们依靠“谜目”来限定底材的本义。“孔子”一词,它的本义可以是“洞”,只有将它限定(标目)为“人名”时,“洞”才是它的“别解”。同样,“石更硬”标目为“离合字”,“石头更加坚硬”就只能是它的“别解”。可见,谜目对谜底“别解”的判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好比物理学中判断物体运动与否的参照物。
谜面本义的确定,应当遵循“词句原意和最合语法”的原则。成句就是原作者的意思,词语就是其固有的意思或代表的事物,自拟题句,则要以最合语法者为准。有人说“自小在一起,目前少联系(字)省”,面文本来的意思就是:“自”字和“小”字叠在一起,“目”字与“少”字系在一块,试问,不仅王能父先生,其他的语言学者,有哪一位能同意!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“自拟句无本义”的说法,郑抒先生曾有精彩的辩驳:“自己撰写的谜面没有本义,那除非是谜面胡诌一气。”(《当代谜学理论的重要论战》)。
需要强调指出的是,当谜底为单字并且标目为“字”及谜面为单字时,这个字所有的义项都是本义,因此,字谜的谜底及独字为面谜的谜面,是没有别解的。
本义的确定至关重要。“别解”之争,有一部分便是由对词句本义认识的模糊而引起的。认为形扣谜没有别解,正是出于对谜面本义的误解。郑抒曾认为:“展翅冲霄汉(三国人二)张翼、凌云”没有别解(参见《新灯韵鼓》P24),显然是对谜底本义的误判。
第二,在面底“别义”符合语法的要求上,“别解”比“双关”要宽松得多。
在文学中,“双关”并不常用,除非需要特殊的表达效果,作文的第一要求是把意思表达清楚,尽量避免“歧义”。而灯谜,则刚好相反,正所谓“谜贵别解”,我们往往要对底或面进行刻意曲解,难免牵强附会,特别是“形扣别解”,词句的别义已经成了特殊的“析形语言”,这恐怕只能在灯谜范畴内得到认可。如果“别解”后的别义都要严格按照汉语语法能够解释得通,那么可想而知,能做成的谜会有几个?
并非“别解方成谜”,但可以肯定,“直解”不能成谜
是否“别解方成谜”,一直在谜界争论不休,现在认清了“别解”的实质,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。义扣灯谜中“用格法”的存在,就做了最好的回答——不一定。用格法(谜目变式“探骊”等不属此类),改变了底材的字或字序,将底材变换成另一个词或句,从而产生“新义”(注意,不能叫“别义”),虽然不是“直解”,但它不满足“一语双关”的前提“一语”,显然它不是“别解”。
著名的“曹娥碑谜”,曾颇受争议,有人认为是直解,有人认为有别解,其实,两者都不是,而是通过“用格法”(曹娥格)成谜的。值得一提的是,一些字谜,如:“楚君不识和氏璧(字)碧”,也是没有别解的“类曹娥谜”,只不过未标出谜格而已。
我们注意到,“用格法”中的谐音类格,也类似于文学中的“谐音双关”(如刘禹锡的名句:道是无晴却有晴),然而,其余的格法,却几乎不能在文学中找到作为“双关”手段的例子。“用格法”的人工改造,实际上可理解为“谐音双关”在谜学中的演化和发展,它表明,为了达到“双关”的目的,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打破“一语”的前提,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用格”属于广义上的“别解”,而本文所定义的“别解”,无疑是狭义的,它排除了“用格”,是为了保证别解“一语双关”的纯粹本质。而今,“无格胜有格”已经成为共识,这正反映了当代谜人追求纯正“别解”的意向。
形形色色的无格谜,其扣合方法各具千秋,但大致可分为三类:形扣、义扣、音扣。
形扣法,实质上就是将词句“别解”成析形解释,以解析字形,音扣法同理,只不过被“别解”了的解释,是提示或模拟读音。
义扣法,实质上就是将词句“别解”为另一种意思或含义,并通过另一词句的“本义”或“别解”表达出来。
以上三类扣法可以在一谜中分段和重复运用,这时,必须至少有一种扣法存在“别解”,方可成谜。如:“终生念伊,永不变意(字)一”,义扣没有别解,但形扣与音扣,都是有别解的。
由此可见,无格谜,都是别解谜,因而,我们可以确切地说:直解不能成谜!其实,这正是灯谜成立的必要前提。
在犹如恒河沙数的古今灯谜中,别解谜较之用格谜,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质量,还是形式的多样性,均占绝对的优势,别解谜作俯拾即是,千姿百态,成为谜中的主流。别解,是谜趣产生的无穷源泉,是灯谜的主要特征,是灯谜艺术的灵魂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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